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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葛兆光教授谈图与史

作者: 葛兆光 时间:2019-09-27 来源: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

编者按:

2019年5月,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合办的“图与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图像及视觉文化研究”研讨会召开,会议以“历史图像学”为基本论域,探索与反思 “图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检视和探讨现有历史图像资源的相关状况,交流近年来“图史互证”研究的相关成果,并探索新的研究范式。中心学术委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老师应邀出席并发言,以下文字根据葛教授的开幕式致辞和圆桌讨论发言的内容整理编辑。


葛兆光教授

葛兆光教授


葛兆光教授谈图与史


以前,我写过两篇关于图像的文章,至今对图像也还保存着兴趣。记得当时文史研究院刚刚成立的时候,我曾经设想过,做一个域外保存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库。为什么?因为2000年我在荷兰莱顿大学访问的时候,已故的许里和(Erich Zurcher)教授带我参观他建立的一个荷兰有关日本的图像库,我看到那里两万多张荷兰方面有关日本的图像,觉得很震撼,所以,至今我还是保持对图像的兴趣。

下面,向大家报告三点。

第一,我向大家报告一些我正在做的事情,这几年,我一直做“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这样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涉及到传统中华帝国的疆域和族群。在这一涉及传统帝国的研究里面,我特别注意的是三类图像。作为一个帝国政治的象征,有三类图像非常重要:第一类图像,大家可能都了解,就是舆地图或者地图。帝国要表示自己控制范围的时候,要画地图,只有画了地图才算把这个地方列为帝国的范围。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样一些故事,比如,荆轲刺秦王图穷匕首见,这个图就是表示地方。古代帝国每打下一个地方,首先要收取的,不仅是财物,也包括是地图。我最近在看北宋中期的“开边”,就是“熙河开边”,北宋军队打到现在青海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个事,就是画这个地方的地图;同样,还有一个非常敏感的事,就是现在在国际上争论最激烈的南中国海,在中国开始意识到有海权问题的时候,就是晚清民初,才开始画海图,这是要表示现代国际秩序里,它应该属于谁的地盘。所以,地图对于表示一个帝国的范围非常重要。第二类重要的图像,就是我们艺术史也关注的职贡图,这是表示帝国所能够辐射的,或者说它能影响到的范围。所以,职贡图在中国历史和绘画史上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从梁元帝以来,它是表示“万国来朝”的历史,或者说是表示“天下帝国”的一种图像。第三类是蛮夷图像,帝国内部差异很大,它要确定自己管辖内的臣民有多少种类。这个时候,蛮夷图就可以确认这个帝国内部有多少等级不同的族群。比如清代最重要的三类图像,一类是台蕃图,有关台湾的;一类是滇夷图,有关云南的;还有一类是黔苗图,关于贵州的。这些都表现了帝国试图整合自己臣民的欲望。这三类图像虽然是古代的,事实上在现代也还有,大家看今天印出来的这本资料集里,后面也有一些就等于古代的蛮夷图。

萧绎《职贡图》(局部)


萧绎《职贡图》(局部)



我现在做这些东西,就是利用图像资料说明传统中华帝国的一些特征,这是一个政治史,也是一个试图以图像表示的历史。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做的工作跟图像的关系。接下来要说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做历史研究的人,用的图像可能跟传统艺术史的重心不一样。前面提到,我2001年写过一篇《思想史视野中的图像》,后来还写了一篇《思想史与艺术史》,我在其中一直强调,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可能对于图像资料的偏重,和艺术史领域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可能会更注意那些无名的,落入俗套的,重复出现的,很平庸的(图像)。

如果从艺术史角度讲,这些是落入俗套,缺乏个性的图像,没价值。但是在我们做思想史、文化史或者社会史的人看来,我们特别关注的,恰恰是这些平庸的、不断重复的、表现世俗的图像背后,呈现的是什么样的事实和观念,或者反映那个时代所具有的常识。所以,我在收集和观察图像时,会特别关注一些艺术史家并不喜欢,也瞧不上的图像。比如,我曾经花很长的时间看各种风水地图,也看一些皇历里面带的插图,我还曾经买过一些市场上卖的年画。

有一次,我跟白谦慎先生聊天,他讲到“娟娟发屋”的招牌。这件事他写进书里了,当这四个写得很普通的字裱起来,在门上挂起来的时候,仿佛就成了书法。所以,我们做历史研究的,跟艺术史研究的学者,可能有一些差别。艺术史家会更注意有名的、经典的、天才的,这些东西要表现的是历史上创新的、有风格的、和有特色的东西。所以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看图像和艺术学家看图像本来是有一点差别的。

下面我讲第三点,虽然说,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有区别,但是现在艺术史家和历史学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我刚刚翻了一下资料集里面的图像,跟原来传统艺术史的图像越来越不像了。所以,我在十几年前写的文章里面就评论说,看了近十年来出版的艺术史的书,感觉艺术史家和历史学家或者考古学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小。当时我还讲了一个话,艺术史家越来越像历史学家、文献学家,而不像艺术学家。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艺术史研究的著作也越来越关注一些跟艺术似乎没有关系的内容,比如他们研究作为商品的艺术品,研究艺术品的市场和销售,研究古董商、装裱匠,以及各种和艺术品发生关联的人,在艺术品的流通领域扮演什么角色。

同时,他们也开始注重研究艺术品中表现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内涵。最近看了几篇很好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可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是艺术史家,还是历史学家或是政治史学家。大家注意到,搞艺术史的比如尹吉男教授写的有关《杏园雅集图》的论文,我觉得写的非常精彩,但是问题是,他好像不是在讲艺术史,而是讲政治史。又比如说,前两年我在复旦大学给本科生讲一门课,叫“从艺术品中看中国文化史”,里面提到《清明上河图》,涉及到曹星原写的一本书,讲《清明上河图》,她说表现的是北宋时代的政治危机,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会说话,不会讲政治危机,但她从里面看出来了政治危机。《清明上河图》在她的研究里,不再是一个艺术品,而是一个政治隐喻了。再比如说另一本书,是景安宁写元代道教的壁画,他抓住道教的宫观转变为佛教的寺庙时,怎么用同样的图像,却把宗教信仰的方向改变了。原本是道教的宫观,是道教的壁画,当转变为佛教寺庙的时候,只是把面对的主要供奉对象改变之后,壁画仍然起信仰的作用。这是我觉得元代佛道争辩中很重要的案例,但它是不是艺术史(有待商榷),所以说,艺术史学家越来越不像艺术史学家,而越来越像历史学家了。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有的艺术史研究者,特别重视古代艺术家怎么赢得崇高声誉,古代艺术品怎么从普通作品变成经典甚至国宝。这样一个不断提升艺术等级和商品价值的过程,跟作品本身没有关系,而是与流通过程有关系。所以我说,最近艺术史家和历史学家角色越来越混合,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清明上河图》局部

清明上河图》局部

但问题是,追求艺术研究成为有证据的、可以“破案”的历史研究,而原来艺术里面最重要的特色,比如对风格、线条、色彩、布局、笔墨的研究,以及对艺术品的观看方式等等,这些内容在日益淡化。大家都知道,过去艺术史里面,通过风格判断作品的时代,通过风格判断艺术品的真伪,通过风格判断艺术品的高下等级,是一个艺术史家的最基本的经验。但是现在变了,艺术史研究领域里面,这些成了少数有经验、有感觉的人的专利,很多搞艺术史的人,其实已经不太讨论这些问题。那么,到底艺术史它还能不能独立存在?是越来越像历史,还是坚持原来的艺术之史?

这是我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学家是不是应当小心一点。就是说,我们历史学家往往会扮演一个错误角色,就是把图像当作对历史的事后判断的旁证,实际上,这个证据是你先读了文献、先了解历史之后,把图像当作旁证来用的。我们应不应该换个方式?把图像本身当作呈现历史的证据,换一个说法,就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图像不是看图说话,来证明文字资料的,图像应该本身就具有呈现历史的价值,这是历史学家应该搞清楚的。但是,艺术史家同样也要想一想,他们要考虑艺术史家分析艺术品独特的地方,你的独门暗器是什么?如果放弃了这一点,就只能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艺术史家。

前年,我在芝加哥跟巫鸿先生聊天,他也觉得现在艺术史家确实有时候越来越不像艺术史家,因为他放弃了他的专长。半个月以前,我在西雅图也跟华盛顿大学一位搞艺术史的人聊。他说,你们历史学家跟我们艺术史家不一样,一般人看这次东京展览的颜真卿真迹,他不会想到艺术史的问题,但是,我们艺术史家就马上会把它和王羲之的《丧乱帖》构成一个连续。可是,由于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也首先要问的是,颜真卿真的看过《丧乱帖》吗,颜真卿的时代,《丧乱帖》真的出现并有影响了?有什么证据说明颜真卿受过《丧乱帖》的影响?所以,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要有同,也要有不同。怎么保持各自的个性,各自的专长,各自的领域,同时吸取各自的长处,是大家主要关注的事。

王羲之《丧乱帖》

王羲之《丧乱帖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图与史,一边是图,一边是史,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历史和图像之间非常复杂的和紧张的关系。

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发言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不讨论概念的问题?到底是历史图像学还是图像史学,还是图像与历史。我想,这个领域应该做的,是四个层次不同的事:第一个是应该是按照主题或者某种需要,收集各种各样的图像,做图像资料的保存。这是第一层,像我们文史研究院刚成立的时候,就提出要做一个域外所藏的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库,这个是最基本的。

第二层,就是有了这些图像,就需要历史的解释,必须跟文献和历史资料相对应,去寻找这些图像如何进入历史解释。这是过去传统的说的“图像证史”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第二层,可能变成历史学借用图像这样的意思。

第三层,就是我最初讲到的,如何使图像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自我呈现的历史资料,不再仅仅受制于历史文献,可以呈现出跟历史文献不同的历史现象,这样重心就变成了历史图像学或图像史学问题。

但是,最后我觉得重要的是第四层,就是现在对图像的解释手段非常少。我们现在这个图像的解释,应该有一整套自己的概念、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论述方法。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的很多图像学是很简单的,这样一简单化,就仍然容易回到原来的“图像证史“那样最简单的历史资料的图像化证据。所以,历史图像的解释,其实需要自己的一套东西。我们有时候看到,西方人对于圣经图像,比如对天使、圣母玛利亚的解释,有一整套自己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概念、语言和逻辑都很丰富,不像我们的很简单,所以,要发展出一套对中国图像的解释的方法来,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的可能有了历史图像学或者图像史学。



整理:陈俊早 黄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