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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李天纲: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下篇)

作者:李天纲 时间:2019-09-05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

(接上篇)



缫丝工场


  缫丝工场:这是一个工场,中间有个水池子,这个是在缫丝,这个应该也是在湖州南浔什么地方,就是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当时江南不开放,有机会进入长三角的欧洲人就会记录下来,或者画下来。当时没有照相机,他们就是用绘画,这种绘画是写实的,注重真实性。我们不能照抄萨义德“东方学”理论,说是一种“想象”和“捏造”。这些图画刻成了铜版画,流行于欧洲,普及了关于江南的知识。


  画家描绘出江南形象,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家文字记载中的江南文化就更多了。看《利玛窦中国札记》综合了许多在上海生活的传教士经历,他们对上海的描写很生动,也非常真实。其中有一个说法是错的,他说万历年间“这个省份的这一地区(指上海)盛产米和棉。棉可以做各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二十万。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它省份。”这段话显然就是对“衣被天下”的翻译,这没有错。错误在“织工有二十万”,上海一县的织工没那么多。现在还不能确认是利玛窦、金尼阁的笔误,还是在葡萄牙、拉丁、法文、英文的版本转译中的错误。最近周士良翻译高龙槃《江南传教史》(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2008)把这个数字订正为“织工二千余人”,似乎又少了。按耶稣会士的数字,上海县人口三十万,两万人在织布是可能的,否则难以“衣被天下”。上海之外,还有宝山、嘉定、南汇、奉贤,都是“男耕女织”。欧洲人对上海记录得很清楚,虽有误计,但并不是想象,更不是萨义德式的“凝视”(gaze)。


  《利玛窦中国札记》对上海人的描述也很有意思,他们说:“这里的人,特别似乎城里人,都非常活跃,不大稳定,头脑聪明,出过很多学者文人,因而也出过很多大官。他们从前身居高位,现在退休后都很有钱,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府邸里。”(第598页)上海有“潘半城,徐一角”的传言,“府邸”这一条是指潘允端“奇秀甲于东南”的“豫园”,不是徐光启宅。另外,欧洲人发现上海人“头脑聪明”却“不大稳定”,说的应该就是“精明”、“头子活络”的意思,《上海县志》里的说法是“民风浮华”。耶稣会士不是笼统地说“国情”,他们记录的民俗已经下沉到县一级,说的是对的。开埠后,英、美商人真的就发现上海人勤奋、动脑、实惠、性格温和,不排外,还喜欢做生意。


  欧洲人还发现,上海是长寿之乡。“这里天气温和,可以说明何以这里的人要比国内别处的寿命更长些。在这里,人们不以六十岁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过一百岁。”(第598页)这一条观察又是很仔细,比一般的游记准确多了。上海人确实长寿,2019年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3.63岁了,全国第一,世界领先。长寿有很多因素,经济发达、文化和谐、地理环境、医疗条件都是重要的,江南宜居,名不虚传。还有一条观察也是可以核实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上海“每年向国库上交十五万金锭税款,是以同等价值的银子缴付的。粮税与货币税相等,两项总值为三十万金锭。”(第598页)这里的中文回译没有做好,“粮税和货币税”,其实就是“本色和折色”。上海县除了上缴稻米“本色”之外,还要把另一部分的粮食税折合成等价的银两、布匹、器物上缴,称为“折色”。这个话题,就是昆山人顾炎武(1613-1682)在《苏松二府田賦之重》讲到江南人不堪重赋的事情。为了挣到银子交税,上海人必须努力纺纱织布,贩卖到外地,以致“衣被天下”。


江南特殊论:孟德斯鸠的评价


  我们知道,欧洲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十八世纪德国、法国的学者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极力赞美。孟德斯鸠比较冷静、客观,有一些值得重视的评价,我们就以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做例子。孟德斯鸠写《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严复翻译成《法意》,在中国的戊戌、辛亥到五四期间影响非常大。孟德斯鸠反对伏尔泰,认为对中国文化不能太赞美。他说“中国人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第313页)这是有问题的。他分别世界上的政治体制有三种:共和、君主和专制。他划分三种政体的时候,把“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第103页)作为专制政体的特征,而“勤劳”、“节俭”是共和政体的特征。根据他获得的中国历史“二十二个连续朝代”的研究,中国是介于君主和专制之间的政体。孟德斯鸠对中国政体评价不高,但对江南文化的评价不低,近乎是赞美。


孟德斯鸠


  孟德斯鸠不但是一个政体论者,而且还是一个地理环境论者。十八世纪的时候,还没有“民族-国家”概念,他是按“地域”来分析文化的老祖宗。其实,按地域差异来分析文化是非常有道理的,并不是“地域”不正确。“后现代”学者提出那么多的新理论,性别、阶层、阶级、民族、信仰、身份等等,就是很少再去深入研究地域差异,这是很奇怪的。可能正是因为“地理环境”太有道理了,天经地义,“后学”家们都要别出心裁提出反对意见,才能引起注意。《论法的精神》分析地域,比分析政体更犀利,它明确提到长三角,用的就是狭义的“江南”概念。不是比较珠三角、环渤海,他是把江南文明和另外两个地区文明相比较。他说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地方,是突出的富裕、发达和文明区域。在古代,最发达的地区是尼罗河三角洲。在近代,是荷兰地区的莱茵河三角洲。


  十六世纪以后,低地尼德兰地区首先发展起农业、牧业、商业、金融、手工业。荷兰变成“海上马车夫”,占据南非开普敦、印尼巴达维亚,通商日本长崎,一度还占领台湾。一个城市国家,在全世界建立了庞大帝国,强大辉煌。为什么荷兰人有此成就?孟德斯鸠提出的原因是说这地方的人勤劳、节俭,不奢侈,还有新教的信仰纯洁。荷兰农田、牧场都低于海平面34米,他们用大风车抽干湿地,三角洲民族的开垦精神是多么的了不起。马克斯·韦伯顺着孟德斯鸠,说人民的节俭、勤奋,来源于“神召”,是一种“新教精神”,首先产生了资本主义伦理。值得注意的是,孟德斯鸠对江南的评价更高,他讲尼罗河三角洲是古代繁荣,荷兰低地是近代繁荣,只有一个地方,它是从古代到今天一直繁荣,这就是长江三角洲的吴越文明。江南文化,从古至今,从吴越到明清是延续性繁荣,这是孟德斯鸠一个发现。


  江南文明为什么有长期延续性?因为江南人勤劳、努力,尊重理性,结果他们在中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下面,还能有出色的成果。“有的地方需要人类的勤劳才可以居住,并且需要同样的勤劳才得以生存。这类国家需要宽和的政体,主要有三个地方属于这一类的,这就是中国的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美丽的省份、埃及和荷兰。”(第282页)把江南和尼罗河三角洲、荷兰低地相比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孟德斯鸠注意到马可波罗、利玛窦、卫匡国等人对江南的着力描写,他就敏感地加以分析。他说江南人勤劳、节俭,不奢侈是有道理的。江南种水稻,水作比旱作艰苦得多,要灌水、排水、耕地、插秧、捉虫、收割,据说种水稻要比麦子多十几道程序。还有,江南的土地大部分是“圩田”,和荷兰人从水里开垦土地一样,都是从长江边上,太湖周围,还有泥泞海滩里围垦出来的。江南人固然因富裕而文雅、文弱,但从唐朝到今天一直都在开垦“圩田”,湖上如东山人,江岸如江阴人,海边如川沙人都保持勇武。


  江南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生产力发达以后形成分工。不止是水稻,还有棉布、丝绸、茶叶、瓷器生产。长三角西部“低乡”湖荡地区普遍种植水稻,附以桑植(苏州、湖州、杭州)。东部“高乡”靠海,土地还没有脱去盐碱,就大量种植棉花,纺纱织布(上海、川沙、南汇、奉贤、宝山、嘉定、崇明)。丘陵地带不宜水稻、棉花,就种植茶叶,生产陶瓷(苏州、杭州、常州)。最有意思的是,明、清时期的江南和十六世纪荷兰一样,形成了地区内部产业分工,每乡每镇都有自己的出品,于是迫切需要交换,因此商业发达。十六到十九世纪,东亚、东南亚、南亚,以及非洲、美洲,真还没有三角洲这样繁荣的社会局面。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都是十八世纪的“地理环境论”者,但伏尔泰看东方,仍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是一种文化。孟德斯鸠不同,他谈论中国的时候,把江南做了单独处理。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的差别,是笼统的博雅学者与专精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差别。孟德斯鸠对细节差异更加敏感,他说:“(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省份的土地肥沃异常,因此给欧洲人一个印象,仿佛这个大国到处都是幸福的。”孟德斯鸠说这是一个假象。在中国,江南是特别的,“对(江南)的防护与保持所需要的是一个智慧民族的风俗,而不是一个淫佚民族的风俗;是一个君主的合法权力,而不是一个暴君的专制统治”。在中国,“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只有在江南,“政权就必须是宽和的,像过去的埃及一样;政权必须是宽和的,像今天的荷兰一样。”(以上均第283页)因为当地人民是“勤劳”、“智慧”的,而且并不“奢侈”。


  孟德斯鸠如此精心地区分江南和中国,我认为他已经提出了一个“江南特殊论”。中国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专制社会,江南地方却发展出一个他所认定的开明的士绅社会。这里和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大家勤劳勇敢、节俭奋斗,知书达理,尊重社会规则,比较有理性,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发展出来一个有所不同的政体。孟德斯鸠认为,江南是一个宽和社会,可以实行开明政治,这个结论在今天看起来还是富有启发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教授,授权刊发,本文为“最‘艺’江南文化十讲”之第六讲“明清的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2019726日于上海世博会博物馆WE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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