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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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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报 | “图与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图像及视觉文化研究”研讨会

作者:林诚翔、冯允鹏、黄晨 时间:2019-05-15


201956日,为期2天的“图与史: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图像及视觉文化研究”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智库楼召开。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联合主办,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李公明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金光耀担任召集人,来自国内外学术机构的20余位学者受邀参会。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论题主旨是以“历史图像学”为基本论域,探索与反思 “图史互证”的研究方法,检视和探讨现有历史图像资源的相关状况,交流近年来“图史互证”研究的相关成果,并探索新的研究范式。明确从“历史”、“图像”和“视觉文化”三个紧密相关的维度出发,以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为主要研究议题。会议分为“图像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史学研究与‘图史互证’ ”、中国现当代文化研究与“图史互证” 、圆桌会议等4部分。


开幕式  

56日上午,研讨会开幕,金光耀教授代表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致开幕辞,向与会的国内外学者表示欢迎。李公明教授作为会议召集人,简要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缘起与设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做主旨致辞,介绍了自身研究与图像的关系,谈到三类图像(地图、职贡图和蛮夷图)是重要的研究史料,也辨析了传统历史研究与艺术史研究在图像运用上的异同,他强调: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图像不应是“看图说话”来证明文字资料的,图像应该具有本身呈现历史的价值,这为后续的学术讨论奠定了基调。最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章清教授致辞,认为提“图像存史”,比“图像证史”要好,更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来面对研究问题,并希望之后此类学术活动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


      

与会学者在复旦大学智库楼前合影


专题报告一:图像史料的收集与整理

专题报告环节的第一部分“图像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由李公明教授主持。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冯克力先生发表题为《读图与观史:<老照片>为例》的报告,通过对系列出版物《老照片》中收录的诸多旧照的展陈,探讨了影像资料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他提出,摄影具有“全息性”,保留的许多信息超出了摄影者的想象和意图,赋予了影像以多重观看和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1900年,安庆一书香门第在家中的合影


北京《大众摄影》杂志社的晋永权先生的发言以《佚名照: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为题,通过日常生活照的主要特征、日常拍照的场域、特定时代下拍摄不同属性的人物对象所呈现的特点、“新时代”里照片呈现的新特点、人物的身体姿态等,剖析了佚名旧照片的结构和多重特性,以及影像里人物、风景、姿态所隐含的历史信息。

上海杨培明宣传画收藏艺术馆馆长杨培明先生的报告题目为《新中国开国初期新年画的缤纷世界》,他结合自己收藏的作品,介绍了建国后涌现的宣传画的创作背景、经历的三个发展高潮期、创作模式与创作成果。他指出,在特殊年代,艺术为政治服务,艺术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宣传画也不例外,其表达手段最为直接和生动,中国的一代宣传画家用成就了不少艺术精品,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也留存了历史。


    

1950年出版的宣传画《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盛况》


1951年出版的宣传画《劳动英雄最光荣》


在下半场讨论中,复旦大学古籍所陈建华教授的报告以《论吴友如——从<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为题,聚焦于清末画家吴友如在两份画报工作时期的画作,勾勒出一条从“公共性”到“可见性”的转变线索,探讨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图像跟文字之间的张力和某种运动,他认为直到现在为止,图像和文字、图像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都处于一种多元,甚至循环的张力状态。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李军教授的报告《如何‘以图证史’?——谈图文关系不对位的几个案例》,凭借法国艺术史家达尼埃尔·阿拉斯(Daniel Arasse)、美国艺术史家列奥·斯坦贝格(Leo Steinberg)和他本人的三个研究案例中,对著名画作的仔细甄辨,揭示出图文错位所折射的复杂关系,以及促使这种关系得以可能的运作机制,诸如藏意、创意、寄意和超意,正是借助于这些方式,图像才生成了属于它自己的历史——一部作为微妙历史学之研究对象的艺术史。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邓菲教授的报告《“图史互证”的界定、问题与方法--兼论近年来历史学科的“视觉转向”》,是从图史关系、图文关系等角度检视历史研究的尝试,既回顾了近年间史学的“视觉转向”取得的可喜成就,也提示了其中潜在的局限与误区。她指出:学科之间确实存在着界限与差异,各自有其立场;学科归属的问题其实并不重要,历史学和艺术史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大多是为了解决本学科内部学术创新的问题,希望从现代学术分科中开辟新的研究思路。


专题报告二:史学研究与“图史互证”  

56日下午,专题报告第二部分“史学研究与‘图史互证’”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天纲教授的主持下展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李星明教授发表报告《作为史料的图像——以莲花化生图像为例观察十六国和北朝前中期的弥陀净土信仰》,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佛教图像入手,重新评估了彼时北方弥陀净土信仰的历史状况,认为阿弥陀信仰有关的图像,特别是直接表达此种信仰的莲花化生图像在北方分布非常广泛,从和田一直到吉安都有,现在也出现在洛阳,并且还会陆续发现,说明北方的弥陀净土信仰并未如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冷寂”了,而是相当流行,正是这种流行为后来昙鸾宣扬的净土法门在北方的传播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的报告题为《后科举时代的“科举”争议——图像中的己酉优拔考试》,首先提出了关于历史图像研究的思考与困惑,如图像史料的遮蔽性与主体性问题,他认为图像史料可能会造成误读,如何把图像从史料中解剖出来体现主体性,可能需要综合学科或跨学科。他在反思图史互证的基础上,又展示了对此方法论的运用,具体即以图像为辅助性工具,还原了某次优拔考试的情境。


《最近之优拔热》,《神州日报》1909723日,附送《神州画报》

 

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陈阳教授发表题为《晚清酷刑视像中的中西交流与文化观念》的演讲,透过西方世界保留下来的关于枷刑、站笼、枭首等近代中国刑法的图像,破译出其背后凝结的差异性的刑罚观念、身体观念和文化想象。她认为,近代中国的酷刑图像制造了西方化的中国形象,这一殖民主义视角,在中西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主导了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和行为,也引导了中国西法移植和法制近代化的进程。酷刑图像成为历史证据和文化记忆,不同的图像文本体现出中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酷刑图像的生产与传播也诠释出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复杂性。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李明洁教授的发言以《民国<神祠存废标准>与哥伦比亚大学“门神纸马”专藏》为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带东亚图书馆(Columbia University C.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的“门神纸马” 专藏(Paper Gods Collection,下称“哥大纸马”)来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而在“纯度”上胜出,而当年过国民政府的《神祠存废标准》正在全国范围内被强制推行。作为图史互证的材料,哥大纸马具有可遇不可求的特质。她通过对两者内容和分类的对比,揭示了民间崇拜领域政权意志与大众实践之间的疏离,既表现在崇拜系统的观念疏离,也体现于生产与生活现实中的貌合神离。


《北京神仙纸:家庭拜神一瞥》原版书影

 

专题报告三:中国现当代文化研究与“图史互证”  

57日上午, 第三场报告“中国现当代文化研究与‘图史互证’”在华东师范大学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徐庆全研究员的主持下召开。李天纲教授作了题为《想象与真实:1842年前欧洲中国图像中的“东方主义”问题》的发言。他通过对英国十九世纪铜版画中的中国形象,与由英国伦敦费舍尔出版社发行的1842年以前欧洲旅行画家描述中国城市的形象进行核对,反思了“东方学”能否适用于“汉学”分析。他指出,欧洲的“汉学”和赛义德说的“东方学”不是同一传统,审视了“东方学”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形成的相对主义倾向,即过于强调异文化之间的边界不可认识、难以通融,并得出结论:鸦片战争以前整个西方对中国的图像描述表现了其真实性,无论是对中国的赞美或者批判,都是表现他们所认识的中国,这个中国是在乾隆以后发生了转折,从极盛到衰落,跟他的文字记载一致,此文字记载体系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珍视,而非批判,说西方根本不懂中国。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高初教授的报告题为《1949:一个时刻和新中国摄影机制的生成》。报告以开国大典的新闻摄影报道作为引子切入,通过西苑机场阅兵等经典照片流转呈现的变化,揭示出“图片,是像历史的文本一样,层层累积不断被改写的过程”,并由此展开对1949年的历史时刻的摄影者的来源、摄影建制流变、图像档案的留存现状、摄影机制生成与演化等方面的讨论。


解放日报缩微1949528日至12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顾铮教授的报告题为《战争的理由、视觉表征与上海——木村伊兵卫与原弘的“上海”摄影特辑(1937-1938)》。他以19383月号《改造》杂志发表的“上海”摄影特辑为例,探讨报导摄影这一新兴视觉传播样式在战争报道中如何建构事实并展开战争宣传的,以及上海在日本的战时宣传战中如何被视觉再现。他指出,“上海”特辑通过精心编织的画面,建立列强殖民中国,中国侵犯日本利益,日本后发制人并恢复秩序并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的视觉叙事,以这样的逻辑为侵略战争辩护,并强调自己被害者的身份。特辑提出不同于传统日本人的“魔都”想象的上海表征,通过突出激战后已恢复正常的上海街头的日常生活为宣传策略,来建构日本作为秩序恢复者与保护者的形象,谋求更具宣传性、也即具欺骗性的效果。特辑没有特定采访对象,无名化对象,去具体性,以伪报道摄影蒙混真相。


《上海》特辑中的“南京街的嘈杂”


来自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的沈揆一教授做了题为《图像的介入与视觉文化历史的建构——1930年代“开发大西北”的个案》的报告。他认为,1930年代初,在日本侵占中国当时最主要的自然资源供应地东北三省后,开发大西北成为重中之重。各界纷纷组织西北考察团,对西北地区进行综合性实业考察。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对此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届时在上海已初具规模、以视觉图像为主体并广受欢迎的画报,如《时代》、《良友》等,以摄影、绘画和文章的专题报道使人们了解西北地区人民的文化、风俗、宗教和生活方式,唤起民众对西北地区的重要性的认识,并展现1933年以后西北地区人民遭受战争的苦难和抗日前线的将士。他认为这些大众媒体上的图像对我们民族、国家的观念重构或者重建,对当时共同记忆的建设,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蒙边西北印象》专刊,《时代》第五卷第三期(193312月)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张景平教授做了题为《“现代化”——1940年代以来河西走廊水利事务中的图像修辞嬗变研究》的报告,第一部分介绍了在清华水利史计划中,如何通过工学背景下的“以图证史”,还原古代技术或场景,来进行河西走廊水利和生态改造的。第二部分则探究了,从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政府主导的河西走廊大规模水利现代化,其动机经历了从稳固后方、开发边疆、巩固基层政权到走向社会治理的变化。在伴随这一漫长历程的宣传活动中,政府通过不同的照片直观呈现了“水利现代化”的成果,形成了丰富的图像修辞策略,并产生了许多“意料之外”的效果,即图像塑造了共同“社会记忆”,客观上推动了21世纪初的生态分水,并促成了2010年代水权改革的高参与度。


共和国的“现代化”——大坝泄洪


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史论教研室的施錡教授的报告题为《百年西方视野中的中日绘画》。她主要研究了从19世纪至20世纪60年代一百余年来,在西方人的鉴藏和研究中的中日绘画。通过西方视野中对东亚绘画的认识,对中日绘画的比较,厘清这段时间内东亚和西方在艺术史和文化理解上的发展历程;并通过西方收藏家和研究者的经历与观点,审视中国画对于西方的意义和与日本的差别,了解这段时期内的中国绘画在整个远东范畴内的地位和形象,以及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之所在。她提出,中国和日本即使在彼此竞争,甚至敌对的局面下,仍然在文化艺术上无意中充当了对方走向世界的桥梁。未来的中国,应该从这段历史中获得启示,以应对永不止歇的机遇和挑战。


   

法国赛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19世纪收入的中国画藏品,被称为“日本主义”的收藏,是取道日本而关注到中国的绘画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理论系唐宏峰教授发表了《影像、媒介与近代思想史——从康有为谈起》的报告。她以康有为观普法战争影戏而思考共通感的事件为例,分析物、影像与媒介的关系。康有为记述的几段技术化观视经验,呈现出物-媒介-影像之间的现代性脱域本质。按照米歇尔,媒介是形象得以形成和传播的物质实践系统,但究其本质,影即为投影,再现即为复制,媒介成为影像的脱域与再域的物质实践。这可以解释米歇尔所力图证明的形象的生命/欲望的问题,因为媒介构成了形象的身体,形象就成为了物/世界本身。所以康有为才会将情感与媒介紧密结合,将桑塔格所思考的“他者痛苦”的问题及古老的“不忍之心”归结为媒介问题——摄影、幻灯、以太。我们借此思考“图像是什么”“图像有什么用”,一张战争图像吓到了康有为,而在其背后,是极为丰富驳杂的近代民族话语与世界主义话语。

最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的张少倩教授汇报了本次会议的最后一篇报告《军--:二十世纪初中国领袖肖像的十字路口》。她发现,打造具有说服力的国家领袖形象,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各种政党以及社会团体一直探讨的课题。在近代中国,对政治领袖的崇拜是传统性与近代性交织的一种崇拜现象,也是民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特殊时代产物。从1912到建国初期,参与领袖像业务的政党与美术业对塑造领袖形象经历了多重选择。领袖像生产的个案,为考察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与对外政策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袁世凯彰显不同身份形象的照片

 

圆桌会议  

57日下午的圆桌会议中,全体与会学者就历史图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如何筹办“历史图像学研究通讯”、关于明年继续举办历史图像学研究工作坊研讨会的建议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并达成了出版论文集等共识。其中,葛兆光教授指出,无论是历史图像学、图像史学,还是图像与历史主要应该做好三个层面的事:一是按照主题或者某种需要,收集各种各样的图像,做图像资料的保存;二是将图像与文献和历史资料相对应起来,寻找这些图像如何进入历史,即过去讨论的“图像证史”;三是使图像成为一个独立自我呈现的历史资料,不再仅仅受制于历史文献。与会学者也与现场听众进行了深入的问答互动。


   

与会者进行圆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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