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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史学个案研究与宏观视野

作者:冯允鹏、陈伶俐 时间:2018-12-28


2018年12月19-20日,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访问学者工作坊第47期“和而不同:史学个案研究与宏观视野复旦大学智库楼106会议室举行。本次工作坊由中心访问学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弗雷多尼尔分校范鑫教授与复旦大学段志强教授共同召集。


 


12月19日上午,工作坊第一场由复旦大学的邓志峰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段志强教授,他的讲演题目是“纪事与存人:近代阅读史中的明清易代”。他认为“存人”的官方易代史呈现出来的是精英阶层个人的光荣牺牲,“纪事”的大批民间史籍则记载着普通民众的集体受害,而这些受害者的集合,就是作为种族革命主体的“汉族”。精英的牺牲,已经由清朝官方的予谥、祠祀、立传给予了足够的补偿,但集体的受害,尚未有机会得到弥补。正在这样的心理下,产生了种族复仇的意识。接着,来自香港城市大学的韩子奇教授作了题为Turning Oracles into Political Treatises: The Yijing Studi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的报告,他提出,对于当下部分《易经》研究中的局限,可以借由社会进化论的角度去。倘若抛弃《易经》的多元思维,只集中于建立民族国家,借由“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仁者见人,智者见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穷者变、变则通、通则久”等观点,相关的诠释和研究或会有新的发现。

 

研讨会第二场由复旦大学的张巍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来自香港岭南大学的杜春媚教授,她通过选取英国历史学家迪金逊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1901年出版的散文作品《约翰中国佬信札》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作为个案,以分析20世纪初身处危机之中的西方是如何对于中国进行再创造与再构建。接着,范鑫教授作了题为“公法中源论的知识谱系学与对历史个案的再思考”的报告。他指出公法中源论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反复出现,它并非某种思想体系的延续,而是独立的体系。从丁韪良到阎学通,学者间既有相互影响,也有自发的创见性思考。如果从知识谱系学出发,公法中源论的反复出现,指向的是国际法知识体系中的自身脆弱结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公法的普世性与文化的异同。最后,来自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张旭鹏老师给我们带来了“栖息于不同的世界:全球史中的人”的报告。通过援引包括Jeremy Adelman David A. BellRichard DraytonDavid Motadel等多位全球史学者的观点,他认为全球史正在面临新的危机,近来英美俄等国所发生的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抬头都在表明全球主义的乐观度正在下降。正如Jeremy Adelman所指出的,尽管历史学家正在为全球化之下的世界主义和跨界合作所来欢呼,但来自“地方”上的势力却从未消退。因此,这为当下的全球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而在此之下应当如何关注和书写具体个人的则是当前颇值得思考的一大重要问题。


 


当日下午,研讨会第三场由复旦大学的章可教授主持。来自社科院近现代史所的冯淼首先作了题为“A Response to the Worldwide Economic Crisis: Tao Xingzhi’s Mass Education Experiment in the 1930s”的报告。她指出,国内学界对陶行知的评价从1946年陶行知去世到现在,经历了颇多的变化。从共和国社会主义时期对陶行知“自由派”走资派的批评、到改革开发现代化时期“教育现代化理论”,再到2008年以来新教育的兴起“生活教育内容”回归,注重陶行知国际教育经历与其它国家的交流。 而她此次的解读则是将陶行知的社会教育放置在三十年代世界和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脉络中理解,重点关注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非学校)教育与社会变革,同时突出陶行知的双语写作语境与观众,并着重考察精英知识分子的跨语际和文化的教育和实践经验及其背后的“跨文化”与“共时性”。接着,来自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熊鹰报告了“珂勒惠支和亚洲社会主义革命:一种全球史视野的可能性”。她认为,在“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的意识论争盛行的那个年代,珂勒惠支是超“意识论争”的存在,她并没有满足于描写无产阶级生活。或许正是因为她放弃了本“可以成为多彩、欢乐和幸福的画者”的选择,而“用天赋来描绘那黑暗的受苦、苦难和反抗”,所以“她的作品不但悬挂在苏联,也挂在欧洲各个火车站的墙上,救济会或工会的大厅里。”除此以外,珂勒惠支不仅“为欧洲的各种劳动阶级的组织而产生的作品”,还“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为了工会,为了欧洲的和平主义者的团体,以及救济会等”创作作品,其创作轨迹可谓说暗合了其时亚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轨迹。该场最后由杜克昆山大学的朱倩带来报告“流亡在赤道线上:二战时期中国反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兴起”。她指出,之所以关注到该问题,主要是因为反法西斯战争无论是在在东南亚还是全世界都是极为重要反殖民研究议题。在全球史的框架下重新思考和探索二战时期中国反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的兴起的原因,能够在反殖民的框架下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是什么让地方史、国家史乃至全球史本身成为了今天我们所在讨论的全球史。


    第四场由复旦大学的金光耀教授主持来自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钊教授首先报告了题为“北京的朝鲜人与城市犯罪网络,1910-1945——兼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底层视角”的研究。他表示,之所以会关注这一议题,缘于早前在研究“抗美援朝”资料时发现,在“抗美援朝”开始前夕,北京城内的官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导向与其时地方档案所记载的民众援朝认知存在着较大反差,于是他有意深入研究了在此以前底层人民是如何看待朝鲜人的。他通过对其时若干北京城内的由朝鲜人主导的制毒及贩毒案件的研究,发现其时北京城内的底层人民是如何不仅参与到中朝外交活动当中,并且还对这些外交活动产生过一定影响,应当说这在底层视角上为无论是中朝还是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补足。最后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康笑菲进行了题为“Religion, Superstition, and Rural Modernit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The Case from Yan’an, 1944-1945”的报告。通过对延安三种主要民俗文化之一的巫神的案例研究,她认为“巫神”可能是延安时期有关方面用于进行打破封建迷信,进行意识形态改造以及传播科学及卫生知识的重要媒介。在这一案例视角下,对“巫神”的批驳可能不仅是关乎纯信仰层面上破除对儒教或是萨满之类的迷信,它更是和反对迷信的民族主义运动相联结,以及有关方面在中国农村重要的现代性工程。


12月20日上午,研讨会第场由北京大学的牛大勇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来自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陈怀宇老师,他的讲演题目是“试析1947普大远东文化与社会学术会议”。他对“远东文化与社会”这一会议名称进行了释疑,认为这是一场名不副实的会议,并指出这一会议真正讨论的主题应该是“中国艺术与政治研究会议”。同时,他对这场会议所附设的五个展览,以及会议的背景也做了进一步的介绍。接着,来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何妍老师则作了题为“冷战政治、学术研究与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收藏的兴起与发展”的报告。她从冷战的大背景出发,将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收藏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47-1957,1958-1976,1977-1990s,以作进一步的探究,并指出区域研究、收藏如今正面临着逐渐走向衰落的危机。而来自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陈晰老师则在这之后发表了题为“‘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友好代表团档案’介绍及史学价值”的报告。她以个案分析的角度出发,结合相关的档案材料,对1969年建立的“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友好代表团”进行了介绍,并指出其反越战、支持中美关系正常化等思想宗旨。



研讨会最后一场由上海大学的张勇安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牛大勇教授,他的讲演题目是“美中解冻关系时对日本问题的考量原点:兼谈基辛格联华与反华大战略”。他指出,1972年中日建交不仅仅是中日两国从民间到政府之间一系列互动的结果,而且是世界冷战的大格局下,美、中、日、苏多方联动、交相作用的产物。在此基础上,他对冷战背景下,美、中、日、法、苏各国的战略需求,以及美、中两国对日本问题的战略考量进行了具体的介绍与说明。接着,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詹欣教授则作了题为“部分参与: 中国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1978-1992)”的报告。他将中国核不扩散政策的演变过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全面抵制阶段(1949-1977)、部分参与阶段(1978-1992)以及全面参与(1992-),并结合三个具体的案例,重点对部分参与阶段做了进一步的考察。最后,他指出中国参与国际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与西方国家进行核合作谈判以及宣布不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则是中国迈向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三个重要步骤。


最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教授对这次研讨会进行了简短的总结,并对两位组织者范鑫与段志强教授,以及与会学者们表示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