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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实践

作者:许浩 时间:2018-05-25

      2018518-19日,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密歇根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研讨会“现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实践”在复旦大学智库楼209召开。本次研讨会由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金光耀教授与密歇根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政教授共同发起,涉及晚清至当代中国的各个文化侧面,吸引了十多位致力于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与会。



研讨会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两位召集人致辞。王政教授在开幕词中特别谈到了学术空间与当代史研究的问题。在她看来,当代学人应当对学术研究保持信心与激情,也许目前来看学术道路是曲折的,但只要坐得住冷板凳,前途终究是光明的。随后,金光耀教授简要介绍了本次探讨会的缘起,以及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密歇根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的合作情况。


518日上午,研讨会第一节由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来自复旦大学的章清教授,他的讲演题目是《“演说”的兴起——略论晚清以降接纳知识的新形态及其成效》。他主要聚焦于晚清“演说”这一形式所发生的转型,以及其如何构成接纳知识的新形态,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个案来探讨“演说”对于知识传播的影响与作用。接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冯淼将视野投向1930年代中国城市的革命文化,做了题为《深入日常、深化革命:<读书生活>与三十年代国统区城市革命文化的发展》的报告。在她看来,中共基于日常生活在城市所进行的思想文化宣传,是其在革命低潮中“继续革命”的手段之一。这为中共在国统区城市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奠定了基础,也为其与社会主义革命在1940年代重返城市起到了作用。本节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来自密歇根大学的唐小兵教授,他所做的报告题为《有声电影,民众歌咏与新的大众抒情文化》。他通过《桃李劫》、《新女性》、《风云儿女》等1930年代的有声电影,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有声电影是如何与政治动员相结合的。在他看来,声音作为媒介的利用与发掘,本身就是对中国近代历史再书写的过程。




研讨会第二节由复旦大学章清教授主持。首先,来自复旦大学的孙青副教授围绕《“幻灯”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的文化生产》做了精彩发言。她系统梳理了近代“幻灯”从西洋到东洋,进而到中国的过程,并比较了各个阶段 “幻灯”的译词演变。她试图通过这一过程透视近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变迁。之后,由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高初副研究员围绕近代中国的摄影进行讲演。他通过比较中共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摄影工作,生动地揭示出革命构造背后的动能,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面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讲演中大量运用了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摄影文献,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最后,广州美术学院的李公明教授以庄学本为例来看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影像人类学。他将传统历史资料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之中,并辅以大量摄影资料,展现出民国期间中国摄像人类学的发展图景,这是从前很少有学者涉及的。



下午第一节由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北京大学的张慧瑜助理教授,他做了题为《让“工业”变得可见——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化想象的形成》的报告。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文化的底色即为工业文化。他试图从1950年代初期工业、农村以及城市题材电影的对比分析中,探讨社会主义文化对于现代化工业的表述问题。第二位发言的是来自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他以原沪东文化宫一位工人作家的文学创作以及其人生经历为例,试图阐明社会主义新人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新中国建立初期,数以万计的工人作家正是在“工人”与“作家”这两重身份间不断调适,见证着社会主义文艺的“炼成”。


第二节由密歇根大学王政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复旦大学的金光耀教授,他将目光聚焦于文革期间的上海,做了题为《“文革”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罗思鼎”为中心的讨论》的报告。他综合利用了“罗思鼎”小组主要成员朱永嘉、王知常的口述访谈以及其他尚未被使用或充分利用的历史资料,梳理了写作组“三起三落”的基本脉络,剖析了写作组权限扩展与功能变化的原因,进而试图探讨“文革”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控制以及知识分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二位发言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沙垚助理研究员,他与清华大学的梁君健副教授通过考察历史民族志中的关中皮影戏,以大量的农民艺人访谈为基础,试图展现人民性与组织化在20世纪下半叶民间戏曲兴衰中所起到的作用。在他们看来,“组织化”与“人民性”这两条重要线索,既为民间艺人提供了制度与机构方面的保障,也使得文艺工作者与农民互相交流,使得历史与时代有了更好的融合共振。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的王柯月博士,讲演的题目为《“传统”的想象与“地方性”的重构——论当代实景演出的文化资源与意义》。她以人文地理学的视角,从内部观察实景演出的文化机制。并以《印象·刘三姐》等为例,探究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如何通过“发现”、“发明”诸如少数民族歌舞等民间传统资源,借助高科技手段,建构起“地方性”的表述。在她看来,这种地方性表述与中华文明共同体之间亦存在对话关系。



519日,第一节研讨会由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主持。第一位发言的是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金大陆教授,他的演讲题目为《上海“文革”运动中的“宣传品”》。他将上海“文革”时期宣传品的发行分为四个阶段,并且系统梳理了其中的差异与变化。在他看来,这些宣传品的背后是制造生产供应的网络,其生产发行的过程是从阶级斗争用品向经济品的转变。除此之外,金大陆教授还向我们介绍了“文革”时期的上海各大图书馆的藏书保存情况,他认为藏书与“窃书”在那个特殊的动荡时期具有关联性。第二位发言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朝光研究员,他主要向我们介绍了“文革”时期的电影生产与消费。首先,他简要介绍了“文革”电影的史料与研究,接着,他较详细地梳理了“文革”时期电影生产与发行的情况。在他看来,一方面“文革”电影有着极端化的政治性,单面化的艺术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忽视“文革”期间电影市场的扩大以及电影技术的进步。最后一位发言的是密歇根大学的王政教授, 她的演讲题目为《“群众文艺”的多重政治文化意义:<一副保险带>生产过程的个案分析》。首先,她点明了历史的延续性,群众文艺是从1920年代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她鲜明地指出,1930年代的左翼文化工作者即为1949年之后的文艺工作领导者。而在“文革”期间,群众文艺从未消失,甚至规模更广泛。接着她结合自身经历与《一副保险带》的拍摄过程生动揭示了群众文艺背后的多重政治意义。


本次探讨会的最后一节由密歇根大学的唐小兵教授主持。首先发言的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教授,他以王蒙的著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文本,通过细致地文本分析,试图解读出其背后所反映的“情感政治”的焦虑。而这恰被他认为是“组织部”与“青年人”之间张力的体现。第二位发言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毛巧晖研究员,她主要就1949-1966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问题谈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在她看来,这一时期的资料搜集不仅仅限于网罗材料,它与整理、改编等成为了民间文学话语系统的重要概念,也成为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最后一位发言的是来自复旦大学的李天纲教授,他做了题为《金泽的民间宗教与文化生产》的报告。在讲演过程中,他综合运用了民俗学、宗教学、历史学等研究方法,以金泽为场域,探讨了民间宗教与文化生产的互动过程,引起了会上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在每节报告之后,诸位学者都就报告内容进行了综合讨论,来自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民俗学、宗教学等不同背景的学术观点相互碰撞,产生了激烈的火花。希望今后,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与密歇根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还能继续合作,为多学科的交流与互动搭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