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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高仙芝南逾葱岭的行迹

作者:姚大力 时间:2017-09-04 来源:文汇学人,2017-3-24

巴罗吉尔一名事实上以不止一种汉字记音的形式出现在汉语史料里,这一点似乎还没有人指出过。它在《唐会要》里写作“布路犍”,中古音读作bu-lu-gian,也是用-n收声的-gian来记录-l收声的源词音节-ghil。该山口正好坐落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线上,故其北坡之下的连云堡应位于今属阿富汗境内的瓦罕河谷南缘。斯坦因说它地近今萨尔哈特,或许有一定道理。因为后者至今仍以“巴罗吉尔的萨尔哈特”知名,可见它确实被当地人看作是巴罗吉尔山北坡地面的延伸部分。


服役于唐朝的高丽裔将领高仙芝,曾在中亚指挥过两场极著名的战争。其一为发生在唐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怛逻斯城之战(751年,该城位于碎叶河,即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楚河之西的塔拉斯河边)。还有一次则比之稍早。他统率唐军由北向南穿过帕米尔高原,强取位于今阿富汗瓦罕地区南境的吐蕃帝国战略要塞连云堡,再往南翻越兴都库什山,进击小勃律(在今巴控克什米尔,即吉尔吉特地区),阻断了全盛时期的吐蕃沿印度河上游河谷向西扩张的势头(747年)。

亲历过这片天险之地的斯坦因,曾将连云堡定位于瓦罕河谷最东面的居民聚落萨尔哈特(Sarhadd,译言边境地)附近。他以为,攻克此堡后,高仙芝相继经由巴罗吉尔(Barōghil Pass)和达尔科特(Darkōt Pass)两山口翻越兴都库什山主脉,然后“循亚辛河谷而下,直到它位于吉尔吉特河主河道的出口”,遂得从西面进入小勃律国。斯坦因主要基于那里的地理形势所作出的上述判断,应该说是相当精准的。

据《旧唐书》高氏本传,唐军分三路指向瓦罕,会师于连云堡下。城堡北据婆勒川为固,内驻吐蕃兵千余;在它南面山坡上还屯有八九千人的后卫部队。两者相距十五里。高仙芝趁清晨雪山河的水势尚小,指挥全军安然渡过婆勒川,攻克连云堡及其后援基地,又经过三天登山逾岭的向南跋涉,终于站到坦驹岭的山口之上。唐军从该山口“直下峭峻四十里”,就已抵达兴都库什山之南了。

斯坦因断定坦驹岭即Darkōt山口,就审音而言是可以成立的。汉语没有以-r为尾辅音的韵母,所以往往用-n收声的阳声字或-t收声的入声字来记录外来语里用-r /-l收声的音节。“坦”字的中古音读作t‘an,用来记录dar-的读音是相匹配的;“驹”中古音kiu,用来记录源词中的音节-kōt,也大体适用。

巴罗吉尔一名事实上以不止一种汉字记音的形式出现在汉语史料里,这一点似乎还没有人指出过。它在《唐会要》里写作“布路犍”,中古音读作bu-lu-gian,也是用-n收声的-gian来记录-l收声的源词音节-ghil。该山口正好坐落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线上,故其北坡之下的连云堡应位于今属阿富汗境内的瓦罕河谷南缘。斯坦因说它地近今萨尔哈特,或许有一定道理。因为后者至今仍以“巴罗吉尔的萨尔哈特”知名,可见它确实被当地人看作是巴罗吉尔山北坡地面的延伸部分。此地离开巴罗吉尔山口约18公里,则与连云堡相距十五里的它的后援基地,差不多是建立在巴罗吉尔山北坡的半山腰上。

巴罗吉尔之名,同时又显现于唐代史料提到的当地一条河流“婆勒川”的名称之中。“婆勒”的汉语中古音读为bɑl?k,应即对baroghi[l]读音的记录。此水与山同名,亦正因为它就位于巴罗吉尔山北坡的地域范围内。或以今瓦罕河当之,恐无确证。《旧唐书》李嗣业本传记载同一事件,没有说及连云堡,却把被唐军攻占的城堡称为“娑勒城”,并将吐蕃屯驻其地的兵力夸大为“十万”之多。《资治通鉴》胡注据李传改婆勒川为娑勒川,似有以讹乱真之嫌。《册府元龟》《玉海》等著名类书记述这段历史,都采用高仙芝本传里的说法。不过李传也通过这个因形近而被误写的城名告诉我们,连云堡亦可以“婆勒城”名之。因为它环婆勒水而建,并且实际上就是守卫巴罗吉尔山口的城堡。这座婆勒城,也就是《唐会要》所谓“布路犍城”;唐朝曾在该城置“悬度州”,将它纳入羁縻府州系统,是设立在羁縻克什米尔地方政权的“修鲜都督府”属下的一个建制单位。


悬度是自两汉以来从北面翻越葱岭(即帕米尔)、进入南亚的一个极其著名的险隘道口。汉代通西域有三道。其一“出玉门关西出,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古人多相信:“悬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其间四百里中,往往有栈道。因以为名。”或曰石山间多设栈道,“下临不测之渊,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故名。

悬度的地望远隔汉地十万八千里。在那里怎么会存在一个寓意悬索而度的汉语地名?所以这样的解释很可能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推测。从谷歌在线地图很容易获知,巴罗吉尔山口海拔仅3801米,斯坦因甚至说它是这一段兴都库什山脉中“最低的”山口。从这里再迂回攀升到海拔比它高出八百多米的达尔科特山口,需要走二三十公里的路程。旅途当然十分艰辛,但它绝非“南道”上最难走的地段。

那么悬度之名又从何而来呢?

其实它是源于“印度”之名的一种异译。古人说“悬度、贤豆、身毒、天毒”等都是印度之名的一音之转,这句话也对,也不对。汉文资料里有两套关于印度的地名,分别是对属于伊朗语系统里H?nduka/ H?ndu的汉字音写,如捐毒、悬度、天竺、痕都、印度,以及属于印度语系统中Sindhavah/ Sindha的读音记录,如身毒、新头、辛头、信图等。捐毒之捐与悬度之悬这两个字的声母分别为“喻”四等(j-,发声相当于汉语拼音系统里的半元音y-)和“匣”母(γ-),发音都与h-很接近;天竺之天可读作hen,古人早已有记录;竺读若duok,犹如茶字在闽方言里读tei。古人搞不清这两组译名之间的关系,认为“捐毒即身毒、天竺也。本皆一名,语有轻重耳”。现在还有人据此主张“捐毒”应音读为“身毒”。那是欲益反损,其效果恰与坚持读吐蕃为“吐播”、读大月氏为“大肉氏”同。上述两组地名之间,若按名从主人的原则,就应以第二组的读音为正。可是最喜欢把与梵音不同的读法统统都叫做“讹音”的玄奘,在这里却有点糊涂了,竟然认为前一组地名里的“印度”才是“正音”。

按现代地理学知识,若采取上述路线由北向南跨越兴都库什山主脉,那就要在经过达尔科特山口之后,才算抵达兴都库什山的南坡,进入广义的印度河流域范围,也就是进入了“印度”的地面。然而,唐以布路犍城置悬度州,表明当时人的观念有些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印度地面始于由连云堡或曰布路犍城、或曰婆勒城负责守卫的巴罗吉尔山口以南。称该山口为悬度,正因为它是从北方进入印度地面的最经常利用的孔道。

顺便说,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在说及连云堡之战中的唐军敌方时,将原文中本来不错的“吐蕃人”改作“大食人”。向先生学力深厚,此殆一念之际错认远征连云堡为怛逻斯之战,故偶误耳。

唐朝和吐蕃的历史都是构成中国历史的不可分割部分。两国相争,打仗打到了远在中国当代边界之外的南亚。唐前期武功的强大由此可见。这是讲述中国历史时无须回避的事实。不过或许也没有必要过度地赞叹这一类对外扩张的国家行为。相比之下,高仙芝统率下的这次艰苦卓绝的军事行动,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大大超出人的意志和力量之天然限制的程度,倒更值得今日人们的敬佩和感动。我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帕米尔高原上,遇见过一对年老的日本夫妻。他们再三再四地访问这里,就想“走一走高仙芝的大军当年可能走过的每一条路线”。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回答是“我们太喜欢高仙芝的浪漫主义”。天哪!高仙芝有那么“浪漫”吗?我后来想想确实如此:就竭尽全力去超越天性对于人自身所设定的极限这一层意义而言,高仙芝确实堪称“浪漫主义”的一个历史典范。

(作者姚大力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委员)

文章来源:《文汇学人》2017年3月24日第2版。

链接:http://whb.cn/xueren/8746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