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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现代性:寻求共同道路

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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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写本到印刷:中世纪欧洲与中古中国(下)

时间:2017-04-07 来源:文汇

许浑乌丝栏诗真迹与传世许集宋元刊本关系比较分析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陈尚君以许浑“乌丝栏诗”为例,向我们展示了唐诗辑佚与版本考订的典范路径,并指出了编订许浑诗集的新思路。

        许浑,字用晦,是唐后期与杜牧、张祜齐名的大诗人,与杜牧、李频、李远等诗人友善,唱和颇多。许浑曾写诗于乌丝栏,即绘有黑色细界格线的绢纸类卷册。如今,许浑“乌丝栏诗”真迹早已不存,我们仅能根据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六所录想象真迹原貌。事实上,许浑诗原有三个宋元旧刻本,即南宋蜀刻《许用晦文集》二卷、南宋书棚本《丁卯集》二卷和元祝得甫刊《增广音注唐郢州刺史丁卯诗集》。陈尚君指出,尽管宋元人刊布三本尽了很大努力,但唐宋典籍中保存许浑诗而未及采据者尚多,并且三本均未援据“乌丝栏诗”真迹入校。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重视乌丝栏诗真迹呢?陈尚君认为,“乌丝栏诗”真迹可以展示作者本人对自己最重要作品的认可及首选,还原作者自身修改诗句的具体过程,辅助我们恢复诗歌之本来面目,为我们照见许浑写作自我重复之弊病,成为我们重构作者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资料。更关键的是,真迹可以与宋元刊本对校,纠正讹误,展现差异。例如,许浑与元稹、白居易一样,写诗喜欢用长题,真迹多存原貌,而宋元本则凡遇原题较详,多另拟新题,以原题目为诗前小序。此外,真迹还能够帮助我们理清唐诗的“著作权”问题。陈尚君强调,在有唐一代的诗歌中,许浑诗歌的传误,大约是最为严重的。以“乌丝栏诗”真迹所收一百七十一首诗来说,传误导致许诗误收他人名下者,不胜枚举。其中,仅与杜牧互见者,即达二十五首之多。

        陈尚君感慨道:三十六年来自己致力于校录辑补唐诗,只希望尽最大努力接近唐人写诗的本来面貌,尽量去除《全唐诗》因沿袭明人工作而造成的大量误收误改的情况。以许浑诗歌为例,他指出,罗时进教授在《丁卯集笺证》中保留《全唐诗》次序,并为每首诗逐次确定底本的这种编次方法存在局限。在这样的编次顺序下,许浑自写试卷前后排列的内在次序无法得到反映,在文本写定时也不免沿袭许多明清人的误传。

        陈尚君主张:许浑诗的编次,应当以殿本《宝真斋法书赞》卷六所录乌丝栏诗真迹为前三卷,贵其出许浑本人所书;以蜀本所收真迹以外诗为第四至六卷;以书棚本所增诗为第七卷;以元本所增诗为第八卷;以唐宋人总集所见前此各集未见诗为第九卷。此外,季振宜稿本及《全唐诗》五二六杜牧下所收诗,源出《樊川续别集》者,今人确考皆误收许浑诗,应据编为第十卷。


朱尼厄斯与古英语诗“杜伦”:印刷时代的盎格鲁-萨克逊诗歌(Junius and the Old English Durham: Anglo-Saxon Poetry in the Age of Print)

乔纳森·奎克(Jonathan Quick):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博士生

        印刷术在欧洲广泛流行之后,古英语诗歌的手抄本发展出了怎样的面貌?乔纳森•奎克(Jonathan Quick)在报告中以古英语诗“杜伦”(the Old English Durham)及生活于17世纪的荷兰语言学家朱尼厄斯(Junius)对之的誊写和编辑为例,向我们展示了印刷时代盎格鲁-萨克逊诗歌手抄本独特的面貌。与大众的想象不同,乔纳森指出,印刷时代的古英语诗歌手抄本仍存在勃勃生机。

      “杜伦”是英语诗歌中第一批为了纪念特殊事件而作的诗。1104年,卡斯伯特圣人(St.Cuthbert)的圣骨被移入杜伦教堂。“杜伦”全方位地赞美了这一事件。诗歌先描绘了杜伦教堂周边优美而有生机的自然环境,然后记录了教堂内所藏的各种圣物,最后渲染了因圣物而产生的各种宗教奇迹。乔纳森指出,杜伦传世的手抄本如今收藏在剑桥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原先也有一版,可惜在1931年的大火中被销毁了。所幸在大火之前的1705年,已经有人将那个本子编辑和印刷,朱尼厄斯看到的就是这个印刷版本。朱尼厄斯以印刷版杜伦为基础,创作了三本手抄本,其中有两本如今由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所收藏。乔纳森认为,促使朱尼厄斯对“杜伦”感兴趣的原因,并不是这首诗的内容,而是它的语言。

       17世纪,人们对于日耳曼语系的历史兴趣开始上升,部分原因是人们开始思考各自文化的特殊性。什么使德国文化变得德国?什么使英国文化变得英国?学者们从语言的分叉中追根溯源,更多古英语时期的散文和诗歌出版物开始流传。乔纳森指出,中世纪时,抄书员像抄写短文一般抄写诗歌,不断句,也很少用标点,他们乐于将所有书页的空白填满。当时,古英语诗歌的诗歌性主要通过一种特殊的修辞手法——头韵来表现。诗歌有时会在叙述中突然出现,由于没有书写形式上的区别,后世人读到的时候会感到很困惑。乔纳森举例说,有一位学者读到了忽略语法结构的诗歌语言,就在页边写下他的抱怨:“在这里,文本突然变得非常野蛮和原始”。

       然而,朱尼厄斯却打破了这种抄写习惯。在抄写“杜伦”时,他开始断句。也就是说,他是在结构上标识诗歌和散文不同性的第一人。乔纳森表示,他所见的朱尼厄斯两本手抄本“杜伦”,第一份较忠实地抄写了印刷本,第二份则更像是他给自己的笔记。第二份手抄本中,每页分成两栏,左栏是诗歌,右栏则是对这首诗歌的拉丁翻译。古英语诗歌的每一行诗由两小段组成,朱尼厄斯在这两小段中也特地留了空位。此外,在诗行和页面的空白处,朱尼厄斯还用拉丁文做了详细的编辑笔记,记录了他对文本存疑处的思考。

       在朱尼厄斯抄写“杜伦”的时代,印刷术在欧洲已经相当成熟。那么,他为什么还要严谨仔细地抄写印刷版“杜伦”呢?乔纳森认为,朱尼厄斯对于抄写“杜伦”的态度表明了他对印刷品的态度。他认真地对待印刷品并与之产生对话,没有轻易地篡改,可也没有将印刷品视为特别的权威。

       最后,乔纳森强调了两个要点。第一,印刷本不代表文本文化的终结,它只是文本演变的一个中间步骤。印刷本的产生并没有消除手抄本,它和手抄本是同时一起前进的。第二,朱尼厄斯承认了诗歌的独特性,推动诗歌和散文抄写形式的分裂。对于他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


赋予文本神圣地位: 近世对手抄本和印刷的热衷(Making Texts Divine: Early Modern Devotion in Manuscript and Print)

杰西卡·凯瑟琳·伯克曼(Jessica Catherine Beckman):斯坦福大学博士生

       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从写本到印本的变化过程中许多文化特征和要素悄然流失,印刷难以把握和复制写本文化里的一些特征。然而,杰西卡·伯克曼在报告中指出,事实上,从写本到印本的变化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连续性。

       以新教改革后的英国宗教祷告文本为例,杰西卡向我们展示这种连续性。众所周知,新教改革是以打破偶像崇拜为一种基本导向的。在此之前,中世纪时做祷告用的文本旨在通过视觉、触觉等感官体验来让人感受到神的存在。在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的政治权利的配合下,新教改革极力试图打破这种旧有的神学认识,即文本——包括祷告文本——为传递信息之用,应该去除之前中世纪文本中丰富饱满的视觉美感。不难想到,在打破偶像崇拜的运动中,英国的出版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印刷把祷告文本的中世纪美感特征消除。然而,这一时期一些非仪式化的祷告文——无论是写本还是印本——仍然保留了之前的神学观。

       杰西卡通过比较16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的两组“圣经诗篇”(Psalm)里的诗歌佐证这一判断。一是由安娜·洛克(Anne Locke)翻译的《卡尔文布道书》(Sermons of John Calvin)和以十四行诗体裁写就的读“圣经诗篇”心得;二是彭布罗克女爵玛丽·悉尼(Mary Sidney, Countess of Pembroke)所翻译的“圣经诗篇”150首。前者交付出版,而后者则通过写本流传于世。当我们重新审视悉尼的手稿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保留了许多旧有的神学观。从作为书写材料的皮纸,到诗歌韵律的使用,再到整个文本的空间设计与安排都体现出这一点。那么洛克的出版物呢?我们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说,这是个印本,而洛克本人又是位新教徒,所以肯定没有受到任何旧神学观的影响。可是,如果从字里行间仔细观照这个文本,我们可以发现,旧有的神学观仍然延续了下来,只是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呈现。比如说,当我们审阅洛克以十四行诗题材写就的读“圣经诗篇”心得就可以发现,她把“圣经诗篇”里的一行诗用四行诗转写,通过这种转写将读者的情感拉升强化,而这种情感的强化恰恰是旧有神学观里面特别强调的。此外,她还通过改变原有圣经诗篇里的意象来进行改写,同样加强了旧有神学观的存在。

      17世纪英国“玄学派”(The Metaphysical School)诗人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的诗《神庙》(The Temple)也可以说明写本与印本的紧密关系。该诗一共有三个不同版本:一是汤姆仕?巴克(Thomas Buck)和罗哲?丹尼(Roger Daniel)于1633年出版的12开印本;二是现藏在伦敦威廉斯图书馆的写本;三是现存牛津大学鲍德里氏图书馆的豪华写本。在三个文本中,牛津大学的豪华写本继承了旧有神学观,展现了丰富饱满的美。而巴克的印本则在文本的空间设计上下功夫,让《神庙》诗显得朴实无华。《神庙》的写本和印本都是成功的,但是哪种表现形式更贴近诗歌的内容和主题呢?答案是两者皆是。两者都体现了旧有神学观里关于祷告的一些基本观念,都试图体现一种视觉上的深度。写本从色彩的使用,渐变上逐渐引导读者与上帝灵契,而印本则在文本的空间布局上和文字的疏密上改变读者的阅读体验,进而把读者引到上帝那儿。

       杰西卡强调,在新教改革后的英国,从写本到印本变化的过程中,文本——特别是祷告文本——没有完全与旧有的神学观脱离关系,这些文本接续了传统神学观里对情感感知的重视。而在新的神学观下,这种重视转化成了一种对空间设计布局的强调。


一个名字中包含了什么(What’s in a Name)

伊莱恩·特里哈恩(Elaine Treharne):斯坦福大学英文系教授

        伊莱恩探讨的是名字所反映的人们对于被后人铭记的热烈渴望。

人们希望为自己在人间转瞬即逝的存在争取恒久的认可。在中世纪的西方,这种渴望常常表现为将自己的名字携刻在手抄典籍的页角、边缘和空白处。

        法国现象学家、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出:人是通过身体而非心灵与世界互动的,通过身体对客观世界的作用而产生知觉、认识世界,物体是在我的身体对它的把握中形成的,它们是某种生命存在过的清楚有力的遗迹。而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化物件是人类活动的沉淀物,书作为一种物品,携带着先人存在过的痕迹。梅洛-庞蒂说,看一个物体就是“居住”在其中,主体潜在地将自己“卡”在里面,所以伊莱恩也将自己“卡”在了这些别的生命“居住”过的书里。

       现代社会里有些书专门是为了纪念而存在的,它们常常被展示在教堂以及有纪念意义的公众场所。比如渥太华的国会山展示着七本书,里面包含着十万八千个名字,它们被展览在不同的石质祭坛上。每天十一点有人会翻页,每年这里有五十万游客来参观,表达自己对逝者的敬意,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体现了活着的人希望自己被铭记的愿望。

       中世纪有一本叫《杜伦名册》(Durham Liber Vitae)的书,里面记满了人名。古代西方人认为在接受末日审判时,如果你的名字在这本书里,你的灵魂就可以跟随天使进入天堂。在中世纪的插画里,有大量撒旦(Satan)和圣长天使麦克(Archangel Mike)分配死者灵魂的景象,有时他们用天平衡量一个灵魂的重量,有时圣长天使手举《杜伦名册》,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包含在其中。这些名字属于当时的政治和精神领袖,国王、王后、贵族等,这些名字原先是按照等级排列的,但现在已经模糊不清。几百年间抄书人见缝插针不断将新的名字写在书页的空白处,有些名字属于对修道院重要的人。人们念诵耶稣基督的名字,是在想象他作为一个具体的存在,而人们在念诵这些名字时,也会想象着这些名字主人的具体存在。名字就是一个生命的代表,人们在念名字为他们祈祷的时候,也在帮助他们完成完整肉身的重生。历史上的抄书人将这些名字反复抄写,僧人们在每天的弥撒中对这些名字反复念诵,圣人们作为中介帮助他们与神建立关系,这些名字的主人希望通过这些途径使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和被后人铭记,希望自己的存在实现永生。

       利用任何机会将自己的名字记录在册的举动表现着先人们的世俗愿望,这是一种朴实、乐观、感人的力量。每一个名字即使再微小,都曾对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意义重大。这些在书页里被挤在一起的名字,就像罗马的地下墓穴,也像保存着三千具遗体的伦敦西敏寺。这些名字呈现在读者或参观者眼前,表达着它们的主人对于被铭记的热烈渴望。书相当于一个载物的器皿,它们能比肉身更永恒地存在。书是一个可以将灵魂载向永恒的工具。

       最后再来审视一下“一个名字代表着什么”。在最基本的层面而言,名字是一个身份符号,是一个个体化的标签。数字化时代的大数据让人们不仅可以追溯名字的历史,也可以从同时期的历史资料和现代学者的著作里找到名字主人的信息,通过处理电子影像也能找到肉眼难以察觉的蛛丝马迹,如被覆盖、抹去、忽略的文字。细心的读者会看到书在时间流逝中的变迁,看到书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记载和纪念系统。书是开放、非固定的,是时时可以被增进和充实的。

       总之,写在书的空白处的名字,代表着连在一起的历史。它不是比较性的、也不是按照特定时间排序的,这些连接包括了精神、语言、时间、空间、主题,它既属于特定的时间,也跨越了时间而持久延伸。中世纪的手写本可以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包括所有边边角角和留白,从中可以看到语言和文化的包容性、生命力和适应性,拒绝被归类的书写愉悦,即兴创作以及对此的回应,以及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对前人书写的尊敬。书籍这些被生命“居住”的物件,叙述的是我们的先辈转瞬即逝的存在。它们需要我们引以重视,并让我们将自己的历史生命也书写于其中。


代法帖与新书法正典的建立(Model-books an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Calligraphic Canon in Song China)

卢慧纹: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副教授

        近年来,学界对抄本文化到印本文化之间的转变给予了很多关注。卢慧纹认为,从书法史的材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转变。通过对《淳化阁帖》的重新思考,我们可以看到以摹本为主要复制方法到以刻帖为主要复制方法的转变,以及伴随着这个转变的书法典范的建立。

     《淳化阁帖》的产生与宋太宗的文化事业有很大的关联。宋太宗是宋朝的第二位皇帝,在他在位期间,四海统一,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藏。公元992年,宋太宗设立秘阁作为皇家图书馆。此外,他自己也是一位优秀的书法家。在《淳化阁帖》之前,宋太宗已经下令编纂了《太平广记》(977—978),《太平御览》(977—984)、《文苑英华》(982—986)等大型类书。

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下令将内府所藏的历代墨迹摹勒于枣木版,刻于秘阁,故此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是我国历史上可见的最早的一部丛帖。因编刻于淳化年间,故名《淳化阁帖》。

      《淳化阁帖》共有十卷,收录历代书法作者一百零二(或一百零三)人,四百二十(或四百一十八)帖。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收汉章帝至唐高宗十九人书,计五十帖;第二卷至第四卷为历代名臣法帖,收汉张芝至唐陆柬之等书家六十七人,计一百一十二(或一百一十四)帖;第五卷为诸家古法帖,收录神话人物苍颉至唐代张旭等十五(或十四)人,又有无名氏法帖六帖,共计二十三帖;第六至第八卷为王羲之书,三卷计一百七十帖;第九至第十卷为王献之书,二卷共计六十三帖。十卷中字体有篆、隶、楷、行、草等多种书体,被称为“法帖之祖”。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二王”父子的书法作品。

     《淳化阁帖》中的作品主要来源于宋之前国家的宫廷珍宝,这些战败国的珍宝之后成为了宋太宗的皇家收藏,其中包括个人作品和汇编的书册。《淳化阁帖》的制作经历了从钩摹本到法帖的转变,先将收集来的书法作品原迹钩摹出来,依钩摹本刻在事先准备好的石头或木头上,然后再从石碑或木碑上拓印到纸上,最后装订成法帖。

从这些错误疏漏中,我们能看到,从《淳化阁帖》的原迹到摹本再到刻帖中,或者丢失了一些东西,或者增加了一些东西,甚至互相排列组合变成一个新的东西。但《淳化阁帖》却成为了一个典范,被后代不断复制、流传,作为学习、欣赏的对象,甚至连其中的错误都被保留下来,作为一个书法作品的完整呈现。卢慧纹认为,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的。


新印刷技术对于小岛国的影响:英国与日本(The Impact of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on Small Islands:Great Britain and Japan)

加藤誉子(Takako Kato):德蒙福特大学(De Monfort University)人文学院高级讲师

        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的活字印刷为现代文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具有历史性的影响。但活字印刷在英国和日本的引入和传播,却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在英国,活字印刷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从1476年引入到十五世纪结束,二十五年间,英国已经有了十一家印刷厂,而且印刷了四百一十四个物件。一百年以后,在日本幕府统治时期,也引入了活字印刷,但仅仅在二十五年之内,就被完全抛弃了。

       活字印刷在日本和英国的不同遭遇,在很大程度上与宗教有关。在欧洲,印刷术极大地促进了圣经的传播。并且,活字印刷在英国的成功也得益于基督教救赎的观念与行为。威克里夫圣经(Wycliffite Bible)的250份手抄本,经过印刷技术的推广,在十五世纪九十年代有了600份复制品。正是因为宗教传播的需要,印刷术才得以在欧洲继续推行。

       在日本,活字印刷被引入之前,木刻技术已经广泛流传,而活字印刷主要被用来印刷佛经。由于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很深,日本藏有很多佛经印本。现存最早的佛经印本是《陀罗尼经》,另外,在奈良县的法隆寺,藏有《陀罗尼经》3962本。

     《陀罗尼经》实际上是由汉文(日本汉字)转写的梵文佛经,汉文在这里仅仅是用来注音的,而佛经本身的意思并不是那么重要。佛经印刷的格式一般是用两张纸粘合在一起,每张纸大约长5.5厘米,一旦印好就会把它卷起然后封印起来。当时的皇室对印刷佛经也十分热心,而且平定一次叛乱之后,就在全国范围内颁印了《陀罗尼经》。

       在这个过程中,抄写、诵读以及印刷经文在当时都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可是经书本身印出后,却不需要有人去阅读,因为内容并不是那么重要。这就使得佛经虽然被印刷,却没有读者,没有市场——也不需要市场。在这样的情况下,活字印刷当然没有被推广起来,木刻技术仍然是复制文本的主要手段。

此外,活字印刷登陆日本,最开始是通过基督教教士的传播。当时,由于受到德川家康的影响,活字印刷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这仅仅维持了二十年左右,活字印刷还没有来得及给日本文化留下很深的影响,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因为当时的幕府视基督教为政治上的敌人,而随后日本也进入了封闭锁国的时期。在日本,真正的印刷科技被广泛应用则是到了江户时期——普通人的教育水准完全提高之后的事情了。

       在之后对本篇报告的讨论中,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汉学家艾朗诺(Ronald Egan)将中国印刷术的情况也引入了话题。他表示,中国印刷术的产生比欧洲早了一二百年,这不仅仅是个意外。中国的佛经印刷,虽然不是为了阅读,而是出于祈福之类的目的,但这使得初级印刷术的出现成为可能。到了科举考试的时代,考生需要范文来学习科考文章的写作,这同样扩大了印刷品的市场。所以印刷术在中国出现得早并不是个意外,而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能找到解释的。(王越凡 付优 冉莹 洛雅潇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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