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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耀:从陶文钊《中美关系史》谈起

作者:金光耀 时间:2017-03-06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7-3-6 第6版


《中美关系史(修订版)》


陶文钊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金光耀 |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陶文钊著《中美关系史(修订本)》(三卷)的出版,对于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学者和关心中美关系历史与现状的读者,是新春里的一个喜讯。陶著《中美关系史》,尤其是其第一卷,在中国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学术史上是一根重要的标杆。中国历史学界对中美关系的历史开展全面的学术性研究实际上是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同步开始的,也就是说从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起步的。当然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唐庆增撰写的《中美外交史》。此后就是1950年代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以及卿汝楫的二卷本《美国侵华史》,这两本书当然有它们的时代价值,也影响了许多人,但它们主要是服务于时代的需要。我们说中美关系史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的,汪熙先生那篇发表在《世界历史》上的《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是一个标志。从那时开始到1990年代,出现了一批研究中美关系史的著作,对许多问题作了开拓性的探讨,而以通史的视野和通史的框架对民国时期的中美关系史进行总结和书写的,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是第一本,所以在当时具有特别的意义。陶著的出版以及之前其中一些章节作为专题论文的发表,带动了刚刚兴起的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对当时正在读研究生或像我这样刚刚做老师的年轻人产生了很重要影响。

陶著《中美关系史》从1993年出版到现在,过了二十多年,此次修订再版,充分说明了它在学术上所具有的旺盛的生命力。在我看来,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突破了刘大年那一代人构建起来的美国侵华史的框架,建立了一个新的通史性叙述框架,给后来的学者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陶著《中美关系史》以全面的视角来研究和叙述中美关系的历史,既写美国对华政策中侵略的一面,也写中美之间结盟抗日的一面。尤其是将中美关系置于整个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大环境中,注重作为新兴大国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其他列强对华政策之间的不同,凸显了中美关系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特点。它对中美关系史上许多问题的研究,突破了原有的观点或说法,对推进中美关系史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陶文钊写这套书的第一卷即民国时期的中美关系史时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所具有非常严谨的学风。因此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史料非常扎实,在当时的环境下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各种各样的资料,为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时国门刚开,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很多美国方面的资料是很难获得的。比如美国国务院编的《美国对外关系》是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基本史料,但当时上海图书馆与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合起来都凑不出完整的一套。陶著却使用了许多美国方面的资料,包括像罗斯福、杜鲁门等总统图书馆档案这些必须到美国去查阅的资料,这就为当时没有机会去美国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有用的信息。我自己在做硕士论文时就从陶老师搜集的美国方面的资料中获益匪浅,在近代史所资料室阅读了他复印回来的陈纳德文件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文件等珍贵史料。《中美关系史》第一卷还使用了一些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如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文件,这也是大陆学者当时很少能够使用的重要史料。此次修订本延续并发扬了重视史料的特点,比如在第三卷就新增了对参与中美关系的美方当事人的口述访谈,从而使史实叙述更具历史厚重感。当然,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也会感到有些遗憾,比如在第一卷中国民党方面的资料用得还不够多,这是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到台湾地区去查阅档案资料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而且许多资料那时也还没有开放。

该书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方法上也给后来的研究者以极大的启示。1980年代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大家关注的大多是纯粹的外交政策。但陶著视野开阔,眼光敏锐,不是孤立地去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而是同时关注其国内政治,分析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与国内政治之间的关系。这对研究中美关系史以及认识当今美国的对华政策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次修订本出来,我重读了关于1948年美国《援华法》这一节。陶著对这个问题的叙述是在杜鲁门主义形成、美国接替英国成为世界领袖向全球扩张这一大框架下展开的,而集中聚焦于美国国内的各种矛盾,如行政系统中有军方和国务院的矛盾,行政系统又有与国会的矛盾,国会中又有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矛盾。1948年正是选举年,又有总统候选人杜威这个因素,各种各样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样最终通过的《援华法》既不是行政当局原本希望的,也不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最初坚持的,而是各种力量相互牵制、制衡的结果。这样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给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对我们认识现实的中美关系也是富有启迪意义的。我们今天观察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到其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每一代学者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刘大年他们一代的使命是从政治上批驳、揭穿美国对中国的侵略。陶文钊他们一代的使命是让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回归学术本身,在大的历史脉络中全面地展示中美关系发展演进的历史。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年轻一代的学者再来研究二十世纪的中美关系史,陶著三卷本《中美关系史》已经树立了一个榜样,同时也对年轻一代提出了新的任务。前面提到,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陶文钊老师他们这一代无法充分利用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有许多资料都开放了,甚至可以较为方便地通过网络获取,这就给年轻一代学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即在前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二十世纪中美关系史,应该更多地发掘、利用中国方面的资料,关注中美关系中中国这一方面。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美关系中,尽管中国是弱的一方,但并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角色,作为弱的一方的一些活动也能够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从而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新一代学者应该承担起自己的使命,在前辈的基础上把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推进到新的水平。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17年3月6日第6版 

链接:http://whb.cn/zhuzhan/dushu/20170306/855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