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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的崛起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挑战是全面的

作者:罗昕 时间:2016-10-28 来源:澎湃新闻16-09-26



9月24日至25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与《学术月刊》、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中华现代性:反省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聚集上海,探讨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哲学、宗教、政治、法律、经济等学科领域内形成的各类现代性问题。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表示,大部分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中华民族要晚至“抗战”时期才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同意说“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改变自己传统,步入“现代国家”的开端。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中华文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文化、思想、习俗、信仰、宗教都按照现代体制的要求进行改造。


“中华现代性:反省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中国现代性如何不同于西方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巴斯蒂指出“现代化”来自日语,是一个指向文明的历史过程,而“现代性”不是,学界对它的性质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魏楚雄试着对两者进行定义。在他看来,现代化是指因工业化带来的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即思想方法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现代性则是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在各个领域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非传统的人类活动现象,二者并不能画上等号。


而且,现代性的某些方面并非一定要有现代化才产生,如晚清中国就出现过反裹足运动,早期民囯出现过反纳妾运动,而那时候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并没有进步到同一程度。同样,现代化也不一定就带来现代性。东亚四小龙实现了现代化,但也保持了儒家传统,重视家庭与教育,不强调个人自由与个性。


他接着对中国与西方的现代性进行比较:“西方现代性发展具有相对常态性,即现代性在各领域的发展比较符合正常的顺序,步调比较一致,先经济现代化,然后政治变革、政治现代化,接着社会现代化。”


相较之下,中国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的特点就呈现出“非常态性”:经济现代化在革命之后,政治化在工业化之前,政治现代化的步骤落后于工业化。“中国现代性是晚发生的、革命性的和跳跃性的,所以具有迷茫性和后现代性。”


“在中国,革命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断裂性的冲击,新文化的建立发展大大迟于旧文化的破灭。当政治现代性不占主导地位时,商业和经济就成为现代性的主要因素。当人们充分享受了现代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自由,却没有传统文化和道德环境的束缚时,就跌入了迷茫的深渊,容易返回旧社会文化传统。”


比如,大众对名牌的追求和虚荣心、中国人爱吃各种动物与爱护动物的两种倾向同时存在、喜爱大吃大喝与注意饮食健康习惯的两种生活习惯同时存在、主张性解放或以金钱为基础的恋爱观与主张单身主义和丁克族的人同时存在。


“也许,上述的现象在西方也多多少少存在,但其程度没有中国的激烈。我们还需要作许多具体的研究,来细化量化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各种现象。”魏楚雄如是说。



中国研究的困境


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创意媒体学院教授刘康在会上分享了自己对欧美中国研究(China study)的观察心得。“欧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正面临严重的困境。近三四十年,欧美社会科学有自然科学化的倾向,越来越用数学模式解读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人文科学则走上另一个极端,有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以至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没有对话的背景。”


“而中国研究属于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一部分,同样面临着很大问题。”刘康说,“中国研究本身是跨学科,有人研究历史,有人研究社会,有很多交集,交集中就发生很多不和谐的声音。比如你如何建立一个数学模型,离开中国的政治背景来研究中国经济?在人文方面,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究竟是否适应中国研究?适应也好不适应也好,大家还在用。”


“此外,中国的崛起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挑战也是全面的。”刘康提到,人们通常讲欧美的现代发展有它的机制在那:经济上有自由市场,政治上有多党制选举,社会上有反金字塔结构......但这和中国崛起、中国的发展趋势有冲突。“如何来解释?如何来说明?现在没有一个规定的说法。”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复旦学报》主编汪涌豪则说,转型中的中国及中国学术界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定位也存在一些误区。“基于中国的国门早已打开,我们早已是一种‘跨文化’的存在。国家及学术要发展,仅仅与自己的历史文化与学术传统对话显然远远不够,还要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与学术传统对话。如何在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主张,推进与推展自己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学人普遍关注的问题。”


构建一种全球知识共同体


日本东京大学荣休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滨下武志认为,全球化对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在于令从前的空间概念发生变化。原本“世界、大区域、国家、区域、地方”这些词是按大小关系排列,但在全球化中,地方直接开始和世界联络。人们开始关注相对于地域而言的知域(知识的区域),“知域的形成不靠国家疆域,而靠人们的知识认同。现代性必须在这个前提下来讨论。”


在汪涌豪看来,虽说跨文化交流已然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关键词,似乎任何的言说都无法摆脱全球化背景,但发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文化”事件都是单向度的,即只见西方文化跨进来,少有本土文化跨出去,“尤其20世纪以来,人们赖以思想的知识范本大多来自西方,这使得一切以西方为中心的示范效应被无限放大。”


汪涌豪说,如果真承认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在价值上是同等的,面对未来,全球化就应该是多元模式间的相互对待与作用,跨文化也应该是不同文化的多边互镜与视野交融,而且催生一种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共同体。


“要建成这种知识共同体有许多问题要梳理,我们今天讲的中国现代性就是其中之一。”汪涌豪表示,中国的现代展开过程始终伴随着深深的困境,一方面肯定现代性,另一方面又对它充满怀疑。


“究竟如何在知识共同体的背景下理解并尊重现代性?怎么理解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怎么认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然后落实到中国的语境,我们怎么认识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之间的冲突?怎么认识中国现代性所具有的未完成性?怎么在坚持启蒙的同时拒绝后殖民主义理论,真正突显现代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平衡?”


汪涌豪认为,现代性基于历史逻辑,又离不开人的实践检验。“现代性来自西方,但不能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对西方来说,如何真正发现中国?对中国来说,如何更好地说明自己?我认为在这过程中,中西方最好都不要太固执自己的判断,还是要回归知识论共同体,接受理性的检验。”

 

原文链接: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34074